以人为鉴 北宋宰相王安石

北宋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世稱臨川先生。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東鄉縣上池裏洋村),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大詩人、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後諡號“文”。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年)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諡文。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宋神宗時宰相。創新法,改革舊政,世稱王荊公。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併,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准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政。熙甯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併、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閒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複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鬱然病逝。

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次年複拜相。王安石複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于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鬱然病逝。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得勝的舊黨一下子失去了攻訐的對手,一党一派一條心的日子士大夫是過不下去的,於是內部又分裂為“洛黨”“蜀黨”和“朔黨”三黨,彼此之間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謾駡,勢同水火,比當初同新黨的鬥爭還要激烈。

為了國家的富強,經濟的昌盛,中國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為的政治家,無不變法圖存,經歷著輝煌與失敗。這裏面,有悲劇的英雄,有名標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經叨擾千古駡名的歷史過客。王安石,便是這樣一位歷史的過客,留下了印跡,留下了身後的是是非非,卻並沒有留下輝煌。要說有輝煌的話,那也是文學,而非政績。

嘉佑三年(西元1058年)王安石入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積弱積貧的現狀,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變法以圖強。樂於守成,而不思創舉的趙禎並不以他的建言為意。直至熙寧二年(西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從小喜讀韓非子,熱衷於變法理財的趙頊拜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開始推行變法的主張。其均輸、青苗、方田均稅、農田水利、免稅,市易諸法,利在理財富國;保馬、保甲、將兵諸法利在精兵簡政,便利於民。王安石處於“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決心兩度罷相,不避艱險,推行新法,結果,勞心費神,事倍功半,不但沒有取得變法的成功,反而在眾多大官僚的反對聲中,在自己陣營不斷的內訌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慮和以賢德著稱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預下宣告了變法的失敗,並于熙寧十年(西元1077年)再度罷相,從此逐漸淡出政治舞臺。後來,以蔡京為首的新黨雖然打著王安石變法的旗號,繼續推行已經變味,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斂財擾民的工具的新法,並設元佑黨人碑迫害當時反對新法的一代名臣,卻也因為貪污腐敗,蠅營狗苟,為天下所不齒,最終成為斷送北宋江山的亂臣賊子,自己遺臭萬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駡名。

有良好的願望和動機,並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可以作為這一論斷的注腳。古來變法,實際上所要解決的就是四個字“理財、用人”。理財為了富國強兵,是變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則關係到財理到哪里去了,實際關係到變法的成敗。王安石並沒有很好地解決用人的問題,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說不得力的變法卻沒有收到應有的結果,反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的工具,大悖於王安石的良苦用心,這究竟是因為什麼呢?

不管當代的歷史學界怎樣誹謗反對新法的韓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禦西夏,守護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馬光(偉大的史學家,個人品行無可挑剔者),文彥博(樞密使、一代諍臣),範純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傳),甚至蘇軾兄弟,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們在其他方面都堪稱泰斗、幹才,在個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麼不約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呢?後妃史上,賢德自守,不逾閨訓半寸、無人可以企及的曹後、高後那樣深明事理的女主,怎麼也加入到本來有利於趙氏統治的變法的反對者之列呢?簡單地用大地主、大官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反對重在抑制豪強兼併的新法,從而導致了新法的失敗,這是不科學的,至少是違背了歷史事實本身。

縱觀王安石變法的用人,基本貫徹著黨同伐異的幹部路線。只要是口頭上堅決擁護新法,並且不惜矯枉過正地推行他所以為的新法的後進,不管其人品怎樣,節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為了終極目標,就能虛懷若谷地博采眾家之益言,忍辱負重地團結同人,目標一致地堅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物件。而恰恰是這些人,大多處於政治投機的動機,並不真心擁護變法改革,只是借用這一終南捷徑,來實現自己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為主管變法的司農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諸法的參與制定者,但在朝臣,後黨一致反對下,神宗對變法有所動搖時,即聯合另一個市易法的倡議人魏繼宗攻訐實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個得力助手呂嘉問,止此一點,可見曾布,魏繼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諸法害農的前三司使韓絳(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繼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者)與王安石得力助手呂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複相後,又于市易司用人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自請辭職外任知州。王安石薦用呂嘉問為市易司,又為呂惠卿所不滿,雙方時有芥蒂,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僅指示禦史中丞鄧紈上書彈劾呂惠卿在華亭縣借富民家財置田產,由縣吏收租,“交接貪污”,致使呂惠卿罷政,牽連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兩臂膀。這樣一個臨時拼湊的,貌合神離的變法集團,個人品行又可以時時為人添加攻訐、彈劾的理由,怎能不讓王安石內外交困,陷於兩難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樞密使吳充,是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卻不心許新法,率先變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竟然與前宰相富弼女婿馮京聯合支持言官鄭俠上書攻擊呂“惠卿朋黨奸邪”。閒居洛陽四年的司馬光上書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錢,使民負債,官無所得。二是免役斂錢,養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擾民。至少是觸到了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官吏變本加厲,使該法變質的實際。在外有強大政敵,內部又渙散離心離德的情況下,獨木難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敗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選擇?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遝來。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開誠佈公地與韓琦、富弼、範純仁、司馬光、文彥博這些當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傾心之談,以國之根本打動他們,相信這些名臣大多數決不會抱殘守缺,堅持腐朽之見,僅以利己來論國事。因為,他們畢竟不是貪贓枉法、利祿熏心的腐敗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統一戰線方面首先失之偏狹,以至樹敵過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聽其言而觀其行,堅持用人唯賢的路線,而不是黨同伐異,至少,新法在實行過程中便不會變味,變著法兒來擾民,成為某些打著變法之名來營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貴們翻雲覆雨的工具。名臣們一致反對王安石變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為名臣們所不齒,自然不屑與之為伍。而且,像蘇軾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對變法,否則便不會有“司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樣韓琦的道德無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問題了,在北宋西夏國之間的戰爭他是定難戰區的司令官。他有個特點,就是屢戰屢敗,縱觀宋史研究,就會發現韓琦的智商有些問題。在他的那個著名的“七條例”中的內容實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認為放棄植樹國防(當然指變法後),放棄於高麗通商,護城河隨它淤塞,城牆隨它倒塌,人民隨它痛苦,就會使遼國歡欣,不再找北宋麻煩。趙頊遠小人奸佞(王安市)親正人君子(他與司馬光)就會使天下太平。我們真搞不明白一個愛國者為何用這樣的措辭。文彥博,這個人沒有民本思想,趙頊曾經對他說“小民們支持變法”。文彥博說“陛下是靠小民治國還是靠士大夫治國“。目光短淺之本質暴露無遺,我們真搞不明白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堅持者為什末會如此反對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諍臣,原因很簡單,在北宋胡說八道的最嚴厲懲罰不過是遠離中央,貶為地方官。這更可能是一種獎勵,不僅既得利益不受損,而且還得到正值等好名聲。這點宋做的不如唐,因為在唐朝人們必須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在那個年代出現魏徵才是值得中國人欣慰的事。範純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傳)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懷疑,在語文書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個忠心愛國,敢於抗擊西夏人的文戎雙料英雄,其實這是一種避重就輕的說法。范仲淹在軍事上是個外門漢,但對內宣傳能力舉世無雙,他到定難戰區不到一個月就開始宣傳“小範老子(他自己)胸中百萬甲兵不似老范老子(範雍)可欺。

結果在他與韓琦的帶領下宋軍大敗。范仲淹執政頗為玲瓏,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棄了(為了避免人身攻擊)它可比王安石差遠了。

所以我們得出結論道德高尚並不代表能力強,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謂的傑出的人不懂得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雖然他們的本意是好的單導致的結果很嚴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變法,北宋可能連西夏都對付不了)後來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軍事天才王韶,他是帶領變法後的軍隊擊敗了西夏,收復了實現土番國200年的領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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