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鉴 独守千秋——感悟王安石(图...

独守千秋——感悟王安石(图)

【新三才网讯综合】我多么想把自己的思绪编织成一个花环送给你,它没有鲜艳没有娇美,我却想让它可以慰藉你孤独的心灵;我多想把我的思绪化作一缕青烟在你坟头缭绕,它没有缤纷也不灿烂,或许可以陪伴你的寂寞;甚至,我还想用我的思绪为你建造一座灵堂,让我的思绪凝结成墓碑。身前没有人为你立传,身后没有人为你写墓志铭,我想用我的思绪在你的墓碑上刻下七个大字——独守千秋王荆公。

我笨拙的笔让我无法梳理我的思绪,但今人陈亮也为你燃起了一缕心香:“有人向他吐了九百多年的唾沫,有人向他抛了九百多年的桂冠。于是我的眼前,便出现了这样一座近乎荒诞的塑像:他头戴光环,绣袍上却沾满了污水。我想把他的光环调得不那么刺目,把他的污水尽可能擦去,他们不适合患有洁癖的王安石……尽管他可能不需要我这么做,回我一句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话:‘我行我素,如此而已。’”

徽宗之时你配享孔子庙,列于颜回、孟子之次,同时追封舒王;到了理宗淳佑元年,面临覆亡的南宋皇帝理宗,下诏又把你称作“万世罪人”,并削去从祀;号称明朝“第一文人”的杨慎称你为“古今第一小人”;林语堂为苏东坡作传时也没有忘记把你骂作“小人权谋集大成者”;比林语堂早一点的梁启超却称你为“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而这一切,都来自你的“熙宁新法”。

梁启超说舜、尧、禹之后,中国只有你一个完人也许过誉,林语堂骂你将小人权谋集于一身过于无知。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文人曾经象你那样权倾一时,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思想;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文人身前曾遭到那么多的攻击,身后又遭到那么多的唾骂。

有人是“身前寂寞身后名”,你却是“长悲事业典刑间”。要不要变法呢?我们不看变法者的观点,且看看反对派的论断。司马光是坚决反对变法的,神宗薨,哲宗即位,任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一上任即宣布:“五日内尽废新法。”

司马光怎么认为的呢?

首先在变与不变上,司马光说:“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天地万物是否在变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连同样反对变法的苏东坡都说:“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人当然是要死的,可是反对派看到了人要死,却没看到道要变。

在政治需不需要改革的问题上,司马光说:“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可存也。汉武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肖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按照他的论断,我们今天不用立法,用三代之法就可以解决诸如职工下岗、噪音扰民、性骚扰等问题。这不禁又让我想起诗词格律的争论,诗词格律要不要适应新韵,有人又搬出了“老祖宗”,司马光早就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是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祖宗之法自然有祖宗之法的道理,可是祖宗之法能适应现代的社会吗?司马光的历史观可能极其消极,他认为三代是最好的时代,三代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今天的改革只有越改越糟的结果,没有越改越好的可能。而历史不是向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而是向着愚昧的方向发展的。

关于经济,司马光的论断更是近乎愚蠢。他说:“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有甚于加赋。”天地财富是不是定数?这是一个生活常识,根本连学问都算不上。以司马光的学问而不知财富可以生产,实在是儒家“重义轻利”的极至。

道不可改,法不可变,财富不可增,那么今人该怎么办呢?面对变法,司马光说:“利不百,不变法”;面对守法,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反对派是两面派,用高得不可能的要求来要求变法,变法要有百利而无一害才能变法;而对于守法却要求极低,能守着破屋子也是成就,只要有个样子,只要还能遮风挡雨,只要天下还没彻底大乱,就算是成功。民间疾苦不堪,国家积贫积弱,内患不断,外敌欺凌,这一切都可以忍耐,唯一不能忍耐的就是改革。这是另一种的含污纳垢,这是另一种的卑躬屈膝。

自古文人多才干,但是中国的历史文人当配角的时候更多,这是不是与文人的忍耐有关呢?然而,你不能忍耐。你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实践家;你不只是一个思想家,还是一个实干家。

说司马光为了自己的利益好像说不过去,他和你一样是一个崇尚节俭,洁身自爱的人。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代表的不是百姓的利益,而是官宦土豪的利益。也许真的,他爱护百姓,爱护每一个人,但是他的思维让他代表了他可能讨厌的人。他批评新法“彼设法夺民,其害乃有甚于加赋”,这里的“民”,不是百姓,而是官宦土豪,苏辙不是这样指责新法吗?“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且不说新法对国家的好处,就说苏辙这句话本身所表达出的意思,“破富民以惠贫民”不是很多社会要做的一件事吗?但是,苏辙就认为是错的,可见反对变法者是代表了谁的利益。司马光则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贫富不均,由于愚智懒勤不同,贫民必懒惰、愚蠢、爱享受。另一个宰相文彦博说的就明白多了,与神宗辩论,他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才是反对派反对改革的根本原因:“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原来,天下是士大夫的天下,不是百姓的天下呀!

你不这样认为,你的一首诗说出了你的感受:“畚筑今三岁,康庄始一修。何言野人意,能助令君忧?戮力非无补,论心岂有求?十年空志食,因汝起予羞。”(《慎县修路者》)修路的农民化了三年时间修成一条康庄大道,谁说山野的农民愚昧无知,只会给当官的添麻烦呢?他们任劳任怨,戮力国家,并无求名求利之心。比起这些踏实劳动的修路人,你觉得自己空食官禄十年之久,却于事无补,感到非常羞愧。也许就是基于这样纯朴的感情,你要让修路者富起来。于是,你变法;于是,有人反对变法。

而即便反对变法者本身,他们反对的“新法”也各不相同。曾巩反对变法,却支持“保甲法”;苏轼反对变法,却支持变俗易风、以实取材;二程、朱熹反对变法,却支持办学校、罢诗赋,而办学校、罢诗赋恰恰又是苏东坡第一个反对的;司马光呢?什么都反对。

再议论“新法”的内容意义不大,但我知道,唯有你明白你要干什么。现在我还在吟咏你的《收盐》一诗,它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百姓的: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

穷囚破屋正嗟欷,吏兵操舟去复出。

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

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

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而在士大夫的眼里,一民之生尚不如草芥,文彦搏不是说了吗:天下乃士大夫的天下。

你要干什么?你要使这个国家摆脱忧患,富国强民。历史上把你称作“拗相公”,说你单凭幻想,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你是这样的吗?“熙宁新法”实际上是兼收并蓄的集体智慧。“青苗法”参考了李参在陕西发放青苗钱的经验;“免役法”吸收了江浙数郡雇役的经验;“方田均税法”首创为大理丞郭谘;“均输法”用汉武帝时桑弘羊之说;“农田水利法”范仲淹曾经实践过……这一切都不是主观臆断,空穴来风,而是分析思考,总结实践的结果。你不是一个狭隘偏执的陋儒,而是一个开放自信的真儒。有人说你急于求成,不顾实际。但有一个故事说明你的谨慎严密。神宗对“免役法”中“官户减半优待”的做法很不满意,“疑官户取助役钱少”,你则耐心劝告,以为“度时之宜,只可如此”。对待冒进,你是有分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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