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人物 茅于轼:我没有故乡

茅于轼:我没有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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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故乡。

精神上的故乡?

也没有。

如果非要说是否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停下来思考,只有北京。

北京是繁华的,热闹的,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化的。生活最舒服的时光在北京,最倒霉的地方也在北京——以后是越来越好了。

两个极端,都在北京。

我出生在南京,对那里却没有多少感觉。祖籍是江苏镇江,后来也只去过一天,算是路过,到那边看了茅以升纪念馆,他是我二伯父,中国的桥梁专家,修建了钱塘江大桥。

由于父亲一辈子都在铁路上工作,负责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我们家也随他迁徙过很多地方。我先后在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抗战开始后,我们跟随父亲的工作辗转大后方,从长沙到桂林,到上海,又回柳州,后来到了重庆,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这12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大户人家。苏州狮林寺巷63号(已拆),是我记忆中最甜蜜的地方,结婚前,几次去找她都在这儿,我们的新婚之夜也是在这儿度过的。以后每次来到这儿就意味着我能够见到她,拥抱她。

63号是一幢典型的苏州大户人家住宅,有好几进深,每一进的大门都有很高的门槛。解放后有好几户人家合住在里面。她和弟弟妹妹在院子里跑进跑出。她总是领头,后头跟着一群孩子。每次她谈起童年时的生活,孩子们的淘气和开心的往事,总能够感染我。我能够从她至今还清脆的声音里,想象他们一边叫喊着一边奔跑的欢乐气氛。

相对于她开心安稳的童年,我的童年充满了对陌生城市的好奇,对生活过的城市的淡忘。

惟一让我怀念的城市,是齐齐哈尔。1949年,全国解放后生活开始好转,大学毕业我从上海去到齐齐哈尔。但东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是高粱玉米,细粮是特殊待遇。我经常下馆子,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吃上。

在齐齐哈尔工作的5年,是我人生中最有收获的阶段。学习了铁路业务,每个人都获得了最大的发展机会,领导对我们很重视,我也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个时候不光是齐齐哈尔,在全国,50年代初是非常好的一段时间。

1955年,我被调到北京,原以为生活会进入“黄金期”,没想到1958年被打成右派。我被降职降薪,爱人因病停薪留职,我们的头一个孩子出生了,生活一落千丈。

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11岁时进入深水游泳,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轧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差点饿死。

自从当了右派以后,每次运动我都是阶级斗争的对象。网上有许多网民骂我,有人为我担心,怕我受不了。其实我毫不在乎,比起“反右”与“文革”,这种骂人算文明多了。不过我十分为我们的青年一代担忧,他们怎么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的成员。

(责任编辑:石振麟)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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