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人物 茅於軾:我沒有故鄉

茅於軾:我沒有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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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故鄉。

精神上的故鄉?

也沒有。

如果非要說是否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停下來思考,只有北京。

北京是繁華的,熱鬧的,文化多元化的,國際化的。生活最舒服的時光在北京,最倒霉的地方也在北京——以後是越來越好了。

兩個極端,都在北京。

我出生在南京,對那裡卻沒有多少感覺。祖籍是江蘇鎮江,後來也只去過一天,算是路過,到那邊看了茅以升紀念館,他是我二伯父,中國的橋樑專家,修建了錢塘江大橋。

由於父親一輩子都在鐵路上工作,負責主持浙贛、粵漢、黔貴幾條線的機務工作,我們家也隨他遷徙過很多地方。我先後在蘇州、南京、衡陽等地上學。抗戰開始後,我們跟隨父親的工作輾轉大後方,從長沙到桂林,到上海,又回柳州,後來到了重慶,在重慶南開中學畢業。這12年的小學中學一共上了13個學校。

我的愛人趙燕玲出生於大戶人家。蘇州獅林寺巷63號(已拆),是我記憶中最甜蜜的地方,結婚前,幾次去找她都在這兒,我們的新婚之夜也是在這兒度過的。以後每次來到這兒就意味着我能夠見到她,擁抱她。

63號是一幢典型的蘇州大戶人家住宅,有好幾進深,每一進的大門都有很高的門檻。解放後有好幾戶人家合住在裡面。她和弟弟妹妹在院子里跑進跑出。她總是領頭,後頭跟着一群孩子。每次她談起童年時的生活,孩子們的淘氣和開心的往事,總能夠感染我。我能夠從她至今還清脆的聲音里,想象他們一邊叫喊着一邊奔跑的歡樂氣氛。

相對於她開心安穩的童年,我的童年充滿了對陌生城市的好奇,對生活過的城市的淡忘。

惟一讓我懷念的城市,是齊齊哈爾。1949年,全國解放後生活開始好轉,大學畢業我從上海去到齊齊哈爾。但東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是高粱玉米,細糧是特殊待遇。我經常下館子,大部分的錢都花在吃上。

在齊齊哈爾工作的5年,是我人生中最有收穫的階段。學習了鐵路業務,每個人都獲得了最大的發展機會,領導對我們很重視,我也願意貢獻自己的力量。那個時候不光是齊齊哈爾,在全國,50年代初是非常好的一段時間。

1955年,我被調到北京,原以為生活會進入“黃金期”,沒想到1958年被打成右派。我被降職降薪,愛人因病停薪留職,我們的頭一個孩子出生了,生活一落千丈。

我一生有幾次面臨死亡,11歲時進入深水游泳,不懂會有淹死的可能;在齊齊哈爾當副司機,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趕前進中的火車頭,差一點被車頭軋死;再就是在藤縣挨餓,差點餓死。

自從當了右派以後,每次運動我都是階級鬥爭的對象。網上有許多網民罵我,有人為我擔心,怕我受不了。其實我毫不在乎,比起“反右”與“文革”,這種罵人算文明多了。不過我十分為我們的青年一代擔憂,他們怎麼變成一個現代社會的成員。

(責任編輯:石振麟)

(文章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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