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鑒 忠臣烈將廖化何以成了無能之...

忠臣烈將廖化何以成了無能之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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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古論今,能在道德和功業上,和諸葛亮比肩的人寥寥無幾,一部演義更將其神化,然而,自魏晉以來,對其批評之聲一直不絕於耳,指責其“忽視人才”就是常見的批評之一,而“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也為之提供最好的說明,諸多非議直指諸葛亮的“事必躬親”,甚至認為是其壓制報復,才導致人才喪失殆盡。
一、廖化當先鋒的由來及其解讀。

“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是演義對三國後期蜀漢人才短缺的一種寫照,長期以來,許多人也常常用於形容無可耐奈的選擇。然則廖化到底何許人也?是否真的如此的不值一提呢?

造就這個俗語的《三國演義》,對廖化的着墨也頗多,仔細遍讀全書,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卻是這樣一個人:隨關羽北伐時的一馬當先、衝鋒陷陣;失荊州走麥城時的奮不顧身、單騎突圍;面對劉封見死不救時的叩頭出血、大慟告求;上方谷單騎追司馬時的威風凜凜、勇猛直前;輔姜維九伐中原時的盡忠竭力、勤勤懇懇。作為經歷了魏、吳、蜀三國整個興衰過程極少數中的一個,他並不具備顯赫的才能,也不見其卓絕的功績,但為蜀漢的事業付出了終生心血,體現了忠貞不渝的可貴的品格。

而《三國志》的記述就十分簡單,僅不過寥寥百餘字:“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冀齊,而在宗預之右。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但仍可從其日日思歸,假死攜母晝夜奔西,重新回到蜀營,和其“以果烈稱”的記載,還是可以看到一個和演義一樣的耿直忠誠的廖化。唯一不同的是,廖化並非是個無能之輩,按《蔣琬傳》“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這裡的廖淳就是廖化,以蔣琬之能,就算在當世,也是僅有幾個出類拔萃者之一,其尚認為讓位於廖化更為合適,雖可能有年宦先後因素在內(兩人大致年齒相當),但廖化的能力應一點都不比他人差,當個先鋒也一點都不過分。
二、諸葛亮的用人政策及蜀漢人才。

諸葛亮治蜀,可謂勤勤懇懇,以身作則,《魏氏春秋》說:“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楊戲稱亮“自校簿書,流汗竟日”。如此認真勤謹,盡其心力,不僅使部屬不易作弊和玩忽職守,還可以及時了解下情,準確有效處理政務。居然被說成是阻礙人才成長,難道說該“驕奢淫慾、不務政事”才是培養人才的好方法嗎?

章武二年,劉備彝陵戰敗,蜀漢不僅折損了數萬精兵,折損了無數軍械,同時還折損了黃權、馬良、傅彤、程畿、馮習、張南、杜路、劉寧等將領,可謂傷筋動骨。接着,太傅許靖、尚書令劉巴、驃騎將軍馬超又相繼而逝,蜀國人才危機更是雪上加霜。

⑴諸葛亮“奉命於危難之間”,深知“夫治國者猶於治身;治身之道,務在養神,治國這道,務在舉賢。是以養神求生,舉賢求安”,因而“選迎皆妙簡舊德”。蔣琬“眾事不理,時又沉醉”,“將加罪戮”,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與當年薦龐統如出一轍;楊洪“始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何祗“洪迎門下書佐,有才策功干,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又“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街亭戰敗,“惟平所領幹人鳴鼓自持”,而“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又迎張裔於東吳之俘,拔姜維於降將之間,“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⑵諸葛亮以“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闡述了人才對國家的重要性,而其對眾人的認識也是了如指掌。贊蔣琬:“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贊陳震“忠純之性,老而益篤”;贊姜維“忠勤時事,思慮精密”、“既有膽義,深解兵意”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贊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贊呂凱、王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贊郭攸之、費文偉、董允等人以“此皆良實,志慮忠誠”。其所用者,馬忠“撫育恤理,甚有威惠”;李恢“南土平定,軍功居多”;張翼“統攝不懈,代到乃發”,以及和合孫劉二國的鄧芝、宗預,等等。

⑶人有所長,尺有所短,諸葛亮在用人的態度上並不責全求備,對魏延和楊儀,“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劉巴褊阨,拒張飛太甚,亮勸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張裔好忌不寬,亮戒之:“石交之道,舉仇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亮為相,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蹺而獲珠玉”,“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敦敦誘導之心,溢於言表,乃至如此。

⑷同時,諸葛亮十分注意重用和鍛煉人才,馬謖自不必多言。蔣琬,亮闢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亮教答曰:“思惟背親舍德,以殄百姓,眾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費禕,“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姜維,“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此三人,陸續擔當治蜀重任,支撐蜀漢長達三十年。

由此可知,諸葛亮不僅對人才的認識上十分深刻,而且在選人、用人上也是頗有獨到之處。能以局促一處之弱蜀,與擁九州之強魏抗衡幾十年而不隳,誠不過如此而已。
三、諸葛亮的處世作風及罰貶辨析。

諸葛亮一生,可謂以誠待人,對君主竭心盡忠,對同僚和部屬推心守信。張裔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孫權贊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陳壽評其“開誠信、布公道”,其公忠體國之心,昭然日月,歷代被奉為“宗臣”典範。

然而,卻有人列舉了《三國志.卷四十》的七個罪臣亂將,就其或死於非命,或放逐棄用,認為是諸葛亮刻意為之,試圖以此解讀蜀漢人才短缺現狀,這種主觀臆斷、曲筆歪解,真是荒謬之極。

⑴劉封是員猛將,但觀其“與達忿爭不和”,導致孟達背叛,丟失上庸,損兵折將姑且不說,還徹底斷送二路北伐的戰略希望,這是缺乏將略;而其擁兵自重,以什麼“山郡初附”,而“不承羽命”,使得關羽戰敗不敢撤往上庸,誤了關羽的性命,又無勇仁信義;臨死前“封嘆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還可見其忠心只是建立在僥倖之上,根本就缺乏忠孝,此等之人,實不是什麼大將之才,而其行為,更是死罪有餘。

當然,倘若諸葛亮是基於防患未然而置劉封於死地,先大膽假設其將來可能作亂,後勸劉備立即殺之以絕後患,這就是殘忍不講道理,也是不足以服眾的。陳壽所書如果屬實,且是諸葛亮的真實想法,則將是諸葛亮一生的最大污點,其品德也應大打折扣了。然觀諸葛亮並不因親子出生而廢掉諸葛喬的嫡子繼承權,怎會以此為由辣手幹掉別人的養子呢?

而且,即使事件屬實,也可能是諸葛亮因劉封的死罪行為,不願劉備以私廢公,因親情壞了軍法,用委婉而有效的手段讓劉備下了決定,其後來的“揮淚斬馬謖”可為此註腳。雖然過於主觀,但一個人的一生行為都受其品性的影響,不可能幹出南轅北轍的事情來,諸葛亮的品德如何,自不必多說,我認為這是個歷史的疑點。

⑵彭羕“姿性驕傲,多所輕忽”,“仕州不過書佐”,而有“璋髡鉗羕為徒隸”,已是前車之鑒。而龐統法正致之先主,“拔羕為治中從事”,竟然“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當然要向劉備進言了。羕舊病複發是其左遷原因,而劉備也是“加察羕行事”,才“意以稍疏”的。

太守地位也不低,可羕不思悔改,“私情不悅”,罵劉備“老革荒悖”,發發牢騷倒也罷,可竟然意圖不軌,唆使馬超與他一起造反,這還了得。馬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當場被嚇得說不出話來,自然只得“具表羕辭”了,羕獄中作書,承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還稱諸葛亮“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行事,濟其大猷”,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不管其本心如何,唆使軍人造反,赦無可赦,只有死路一條。

⑶廖立被流不在於其提意見的對錯,而在其“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不折不扣一匹亂群之羊,當然要清除出去了。還有他“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暗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此等缺乏忠孝之心,不治以死罪已是從輕發落了。

然“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嘆曰:「吾終為左衽矣!”,其內心感激,並存有朝一日被重新起用的希望,如不是佩服諸葛亮的為人品德,會如此嗎?

⑷李嚴之事,可能有政治原因,至於如何理解,有許多爭論,我不想贅述了,只提一點,“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如果也可以稱為政敵,這樣讓對手如此佩服並寄予厚望的政敵,可謂曠古絕今!其人品可見之一斑。

⑸劉琰是先主“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一生未見其業績,此等人才可謂比比皆是。而其與魏延不和,也是“言語虛誕”,所以“亮責讓之”,很正常的上司訓導下屬的行為,不是什麼不能見容。觀劉琰上表,“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完全是一副感謝認錯,諸葛亮仍讓他“官位如故”,已是開恩,可他還“失志慌惚”,沒有半點識相知趣。至於“琰竟棄市”,其死純屬劉禪荒淫所為,與諸葛亮無關。

⑹魏延之死,死的不值,蜀漢也失一將才,但一點都不冤枉,惜其一生功績彪炳,卻因莽撞衝動,不服軍令,毀棧道,攻友軍,給了楊儀下辣手除政敵的機會,不但身敗名裂,還連累了家族跟着陪葬。諸葛亮歷來對魏延非常看重,“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剌史”,“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怎會有將他除掉的想法呢?歷來對魏延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其戰略計划上,那種諸葛亮有意謀害的謬論,不談也罷。

⑺楊儀也有才,然生性傲慢,心胸狹窄,與魏延不協,“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這樣一個人,比比“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諸葛亮會選他總攬軍政嗎?觀其與魏延的內訌,如果真的瞎了眼,政治生活才真會烏煙瘴氣,蜀漢不亂才怪。

可楊儀毫無自知之明,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被廢仍不思悔改,“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自找死路,怪不得他人。

這七個人無疑都各有其能,也“並咸貴重”,但卻又各有其致命缺點,陳壽評曰:“覽其舉措,跡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誠是然哉!他們或言論荒悖,或行為乖張,俱不堪受荷國重任,以此推斷蜀漢人才短缺的原因,十分不妥,更別提什麼諸葛亮有意摧殘之。
四、蜀中無大將的原因和確切含義。

上述所提諸人,包括廖化在內,皆屬一時之俊傑,也都有匡佐之才,即使是到了魏吳,也必能身處廟堂,位居顯位。但是,蜀國處孤絕之地,若不思開疆拓土,只是閉關守險,雖可保君臣無事之一時,然終將坐以待斃;可只憑現有些許人,“加眾寡不侔”,想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即使是面對實力稍遜的孫吳,也有所不逮,更勿論面對的是人才濟濟、國力超群的曹魏,在質和量上都有所差距,也是所謂“蜀中無大將”。

一是缺乏超一流的謀臣良將。看看魏國,不提在東部戰區的張遼、曹仁,只是西線之將帥。張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曹真“曹子丹佳人”,鄧艾“籌畫有方”,還有司馬懿,個個皆智勇兼備,謀略過人。即使是稍次的郭淮也是“方策精詳”,蔣琬、費禕、姜維等人只不過與之相當而已。陳壽評道:“所與對敵,或值人傑”,袁子曰“良將少”。縱使諸葛以“管蕭之亞匹”之才,“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也落個“功業陵遲,大義不及”。其首屈一指的大將魏延,戰役中可為獨當一面之將才,然以其粗暴傲慢,卻不是可坐霸一方之帥才。

而世之名將,皆屬百年難得一遇。三國時代可謂能人輩出,定蜀之英豪,不論關張趙馬黃,還是龐統法正,皆是“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故曰天命使然,不可苛責。

有一種很怪異的說法,稱諸葛亮忌才,不能容比他能力更強者。只需想想其本人,就算他最受非議的軍事才能,司馬懿也稱“天下奇才也”,更別提籌劃或政略,在漢末估計也只有曹操可與之比擬,放諸千年的歷史長河,也屬少見,蜀國那還有比他更厲害的人存在。

二是可用的人才數量較少。孫盛說“蜀少士人”,袁子的“小國賢才少”更是一語道破天機。不是蜀國無人,而是比之擁九州之地,人口達五倍的魏國,在數量上自然而然就要少得多。故習鑿齒可惜諸葛亮殺馬謖,說“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殺之以重敗”,正是這層道理。

諸葛亮既有“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之不解,也有“若複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之擔憂。故屢次興師,無歲不征,希取隴右之精兵良將,補國用之不足,削弱敵人,壯大自己,挽救蜀國先天不足的現狀,這也是其北伐的意圖。

因此,“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不僅是無奈的,也是必然的選擇,且廖化這樣的忠臣烈將也屬鳳毛麟角,在為其感嘆之餘,也不禁思索那些對諸葛亮的批評,如果只是參照諸葛亮的其他才能成就,而對此吹毛求疵,憾其失之完美,還可以理解;但若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自己毫無出息而對極有出息的古人刻意貶低,自鳴得意,就過於尖酸刻薄了。

(責任編輯: 張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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